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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文明关怀与古今中西问题

文章来源:邵华 作者:虞如勋 发布时间:2015年09月15日 点击数: 字号:

阅读材料:文明关怀与古今中西问题

 

导言:学弟学妹们,大家好,我是2013届的虞如勋。首先我非常感谢邵老师的盛情厚意,能让我有机会为大家编辑这份课外阅读材料。我在读高三时就编过这类课外阅读材料,不过这次推荐的内容或许会与以往有相当不同。之前编辑的阅读材料,不管深浅难易,大体都可算作是文学类的文章,而这次编辑的材料,则是议论性的思想散文。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文学类的文章虽然同样于你们有益,也能提高你们的人文涵养,但说到底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这类作品非常多,你们大可自己去找书看。而这次推荐的两篇文章,我认为对形塑你们的整体眼界与世界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为你们展现一个基本的世界文明图景以及中国人的世界历史身位,这特别地与在现代语境中做一个中国人的文明认同与文化自觉有重大关系。同时,从这点出发,能为你们在不久的将来(真的不久了,大家要好好学习!)进入大学后接受什么教育、上大学是为了什么以及要做什么,而如果你们不幸没有考上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中大等名校要怎么施行自我教育,有一个先行的指示。我不指望这短短一万多字的阅读材料能真的对你们有翻天覆地的影响(尽管它们对我影响很大),自然也不许诺它们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你们人生困惑更不用说一些细细碎碎的问题了,或许它们反而会激起你们更多的问题乃至质疑,我所期望的仅是这两篇文章所传达的东西能进入你们的思想意识——哪怕只是逗留几天——去想想这个世界图景,想想自己的国家,想想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瑞中人应该想想这些问题。

这份阅读材料的主题,如标题指明的,是“文明关怀与古今中西问题”,以及我在上面提到的,“如何做一个中国人”,这两者是二而一的。这个主题实乃数一数二的大问题,不可能通过阅读这两篇小文章予以解决,它们只能引导你们去进入这个问题。这里面的一些具体讲法大家可以去看文章。我在这里只是想做一个导论的导论。

我想各位同学在看到这个题目时大都会条件反射地蹦出“我干嘛要有什么文明关怀”“我干嘛一定要做一个中国人,我首先是人嘛”之类的质疑,后一个问题我在高中时大概也会有,我希望在你们读完这两篇文章后这些质疑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我在这里只做一个初步的回答。与这个质疑有关的,我想大家一定对“中国特色”这个词耳熟能详,尽管可能对它的印象是非常负面的。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所谓“中国特色”,无非是与西方相比各种各样落后糟糕变质的东西的代名词,无非是因为中国在各种方面做不到像西方那样而给自己找的美化掩饰的借口。但是我坚定地认为,尽管在一些具体的方面,某些“中国特色”不无可议处,但是在总体的话语设计上,“中国特色”的提法是至关重要而绝对高明的。“中国特色”的名声的改变当然有赖于各行各业能做得更好、思想与政治精英对这个概念予以更积极的解释以及中国民众能一扫偏见的更积极地看待这个词,我这里只是想初步地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特色”的提法是合理的?

我想大概绝大多数人都有如下疑问:为什么要提出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为什么要希望新中国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而非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构的现代国家?甚至为什么要期盼中国文明能为世界开创新的未来、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句话,为什么不仅仅想着努力按部就班地和西方接轨(现在所谓的和国际接轨其实就是和西方接轨,除了西方,哪有什么“国际”?)就完了非要搞这些花样?这并不是中国精英阶层吃饱了撑着没事干,除了各种难以避免的技术上的困难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现代西方形塑的现代世界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它有很多或潜在或显明的问题,甚至可能把人类引向巨大的毁灭性的灾难。这也不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中国人的捏造,这恰是现代西方的许多最优秀的头脑的一致看法——在此只需要指出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最根本的层面上诊断了西方文明的危机,并把目光转向东方文明,尽管是审慎地;此外熟悉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同学对这点也一定有所体会——因此,作为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人类审慎而自信地指出新的出路,中国要向世界证明,人类可以过一种与现在不同的更好的生活。这份阅读材料收录的文章《我们现在如何做中国人》的作者丁耘在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政治哲学与中国-中国人问题》中讲到“中国崛起”时说:“如何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如何把握并回应中国为自己、为世界带来的新问题,成了这个时代交给其思想者——无论其母语为何——的最大任务之一。……此时刻的大意义在于,开始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揭示为人类与世界的问题。”当中国的思想者深沉地渴望并力图复兴中国文明的时候,脑袋里装的绝不仅是渺小卑陋的文化多元主义欲求,——即“世界文化也要有我们中国文化的一席之地也要允许我们中国文化存在啊,好歹作为一种陪衬或点缀嘛”,绝对不是这样,这个理由和目标是弱不禁风毫无意义的,——而是对世界图景和人类未来的富有忧患意识的崭新想象。

这就直接关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意义。为什么要做中国人?这不仅是因为我碰巧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偶然地成了一个中国人,更是因为做一个中国人能最高贵地做人,能最完满地成就人性,能过一种最美好的生活。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自古就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昔者韩昌黎论《春秋》义法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文化不是因为它是中国人创造的因而才是好的,而是中国文化最能成就高贵完满的人性所以才是好的,中国人并不享有什么文化特权,不合礼义,照样贬黜。中国之中,本就不特指一地,更杜绝固守一隅,中国之中,时中也,中道也,与时谐变、精察天人、扣竭两端、权衡偏正而立中建极,为民立法。

每当我想起中国历代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翻看他们的文章,我就深感愧疚地觉得我们实在是不肖子孙,中国人是可以不活得这么窝囊猥琐、活得这么抬不起头、活得总感觉是一种天生的不幸(“老天为什么不把我生为一个美国人?”),中国人是可以非常积极地过一种高贵的生活的。当然,我们现在的处境确实是做一个中国人对我们不再有魅力,我们不觉得做一个中国人是有道理的,古人有某种道理在支撑着他们积极地做一个中国人,他们能讲出这个道理,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道理失落了,我们讲不出来,讲出来的一切全是中国人的卑陋不堪,从最高的形上思考到平常的人伦日用,中国人全部失败:没有信仰、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功利主义、繁文缛节、冷漠自私、平庸懦弱、虚伪乡愿、机心深沉……鲁迅的作品非常深刻地展现了这些消极的征候。这些展现的恰恰是做失败了的中国人。任何伟大的文明都有它内在的困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就最高的人性理想。但能不能成就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最高的人性理想、能不能把它用道理讲出来是另一回事。只要有这个理想在,有这个道理做支撑,哪怕一时做不到,而且很困难,但做一个中国人总是有理由的,是能够堂堂正正地去做的。而我们现在最大的困境和挑战恰恰在于,在古代中国人做人的道理对于我们已经不再切身的处境下,如何用现代汉语贴近我们如今做中国人的感觉地把在古人那里昭昭大明的贯通家国天下、身心性命的做人的道理重新讲出来,使我们觉得生为一个中国人是最幸运的事,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是最值得努力追求的事。仁人志士,志在斯乎!志在斯乎!

(阅读材料中的所有加粗字体均为编者所加)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之缘起

甘阳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20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ArthurWright的话所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形成张光直提倡的“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做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的“美术革命”曾对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界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30年来是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17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是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引发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根本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但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20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原文为“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所作,见收各类“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

 

作者简介:

甘阳,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同年在北京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八十年代的文化标志之一。九十年代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深造,广泛研究社会理论、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现任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兼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主要从事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大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述有《通三统》、《文明·国家·大学》、《古今中西之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将错就错》、《中国大学改革之道》(合编)等。

我们现在如何做中国人

丁耘

 

我刚刚把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的缘起简单地给大家交待了一下,接着得往下讲点正式的理由:为什么要成立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这帮人是怎么凑到一块儿去的。我们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帮人凑在一起总是有共同的特点的,我们这帮人虽然学科背景不一样,但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喜欢读书。你们不要轻看这一点,以为在大学里,而且是教书的,这喜欢读书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不尽然,有许多教书的实际上是非常厌恶读书的,他们能够回避读书就回避读书,有的是无聊才读书,有的甚至说是读书才无聊,反正只要不读书,其它事都有意思。还有一些人呢,虽然是很勤奋地在读书,但是没有以同情的态度去读书,特别是涉及我们中国特有的这些经典,有一些专门研究这些经典的先生们读了或者研究了一辈子这样的书,但只是批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这帮人的特点就是喜欢读书,并且以同情的态度去读这些书。我们现在还有这样一个心愿,就是在年轻的一辈,在座诸位代表的这一辈当中能够继续地培养热爱读书并且能以同情的态度读书的一代人,这也算是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的传承吧。

说到书,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文化相当繁荣的时代,这个教室里就有很多用来占位子的所谓书,还有大家每日上课用的教材,似乎你们每天都在和书打交道。但是不是任何一个印成册子模样的东西都能称之为书呢?在我看起来,严格地讲,只有那些经典有资格被称之为书。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圣经”,the bible,原来字面的意思就是书,德文的“图书馆”这个词die Bibliothek的词根就是从Bibel变过来的。中国原来的六经里有一本叫“尚书”,原来的意思就是书,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典籍才能被称之为书。更确切地说读经典就是读各个文明传统中的经和史。今天我不想具体地谈经和史当中的问题,这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而是谈谈与经和史有关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倡大学教育必须以经典教育为核心,而经典教育就是经史教育,为什么这样的教育和我们做中国人这样一个文明认同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想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引论式的介绍。

这个问题大家不要以为是一个相当平常的话题啊,在这个房间里今天谈这个话题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冒风险了。在二十年前,如果我在这里以这种态度,非常肯定的态度谈读经读史的话,估计是要遭到下面的嘘声的。而且很可能二十年前的我坐在下面就带头来嘘现在的我。

时代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二十年前谈这个话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在不能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也要冒一定的风险。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公共知识界这两年每年都会曝岀新鲜的事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的“读经运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以后我们隔的时间越长就越会发现它的重要性。为什么?因为它标志着中国思想界所谓“左右对峙”的格局结束了,就是说它的第三派,走第三条道路的这样一些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人起来了。而这些人的起来,使得原来的右派,也就是自由主义产生了分裂。有的自由主义者说,对,就是应该读经,读经才能更好地发挥自由主义一些基本的教条、教旨;还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个不对的嘛,自由主义是从否定、批判中国传统开始的,怎们绕了一圈绕到读经那里去了。” 前两天,我听说八十年代的思想领袖李泽厚先生对读经运动有一个很风趣的评论,说我们这帮人当年是号召“启蒙”的,你们过了二十年兜了个圈子说现在要“蒙起”,就是说原来已经开启的东西要把它给倒过来,要蒙骗你,把你重新蒙起来。这样的一个很机智的讲法得到了很多人的喝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喝彩呢?就是我们这些人,不仅仅是你们,包括我们这代人,包括二十年前的我自己,甚至像我这么大的我的同代人,一提到经典,特别是中国传统的这些经典,马上就会做出从腰眼里拔出枪准备跟人干的架势。甚至一提到中国传统经典这样一些经典,就说“这无非是‘仁义道德、礼教杀人’嘛,后面是什么?就是‘吃人’两个字嘛。”是不是?我们学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在心智未开十四五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读这些特别有表现力的小说、文艺作品,告诉我们一些定见,我们就信以为真了。而对青年们来说,最强有力的,就是造反的、叛逆的。我们读罢以后一辈子,一提到中国传统的东西就认为是“古久先生的账簿,传了很多年的,仔仔细细看,字缝里都是两个字:吃人”,甚至已经导致你生理上有反感。说到这里我真是佩服启蒙的这一代人,他们下的工夫和起的效果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一代一代就是这么传下来的。我对启蒙运动的这些先贤对中国传统的批评不是持一概否定态度的,我只是觉得他们的逻辑里似乎是有一些问题,而且他们达到的效果很可能不是他们原来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

 我今天所讲的这个东西算是我们整个这个系列讲座的一个开宗明义,这个开宗明义很简单,就包含在思想史中心的八字箴言(通经明史,识体达用),关于这个八字箴言我们在确定的时候还费了一些周折,因为最后读起来音调上好像不是特别顺,但是意思都点到了。你们能看到一个藏头的东西,首先是“通识”,这是八个字里面的第一层意思,然后就是它里面的还扣着的两个字就是“经”和“史”,还有就是“体”和“用”。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样三组重要的概念,大家明白了这三个词的含义,对我们这帮人勾勾搭搭凑在一起干什么,就会更加清楚一点:不是干什么坏事,而是干大好事。

所谓“通识教育”,我想同学们都是耳熟能详的。你们现在处于高等教育正在激烈变化的时期,你们作为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可能对于这个变化后面所代表的东西领悟得不是很深,我们作为高等教育的施予者,觉得这个潮流不知道要把我们抛到什么地方去。这个所谓变化有一个关键,就是要把本科的基本教育改成通识教育。大家明白通识教育基本的涵义吗?我想这四个字耳熟能详,但是它代表的东西和它要达到的目的恐怕你们不知道。非但你们不知道,那些手里挥舞着通识教育四个字,对自己的学校动手动脚的很多教育者,恐怕他们头脑里比你们的更加混乱,更加糟糕。因为你们还知道“不知道”,他们都以为我知道通识教育是什么,无非就是你们每个人都多学点计算机,多学点外语嘛。我就知道某一个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就是这样,最后弄到文科学生,(他们也象征性地设了一个文学院),文科学生好像学计算机学得非常地细,什么软件编程,物理也学得很细,他们以为所有的这些文理的概论学下来,这就叫通识教育。我想如果这样一搞的话,我们还不如不变了,就学原来的东西。因为通识教育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通识教育是什么呢?英文这个词叫做general education,它还有一个大体上和它的意思差不多的词,叫liberaleducation,自由教育,或者译作博雅教育。自由谈的是它的精神,博雅谈的是它的范围。为什么叫liberal education,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教的内容叫liberal arts,以前在中世纪学的各种各样的科目合在一起被称之为liberal arts,这个词和大多数本科同学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切身相关的。这个art是什么?不是艺术,而是以前人类刚刚有现在意义的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培养本科生的学院,不管你以后在硕士阶段和在博士阶段学什么,统统都进本科的这个学院,这个学院就叫art的学院,有的翻成艺学院,或者翻成文学院。这个功能像什么?你们应该很清楚,这就是现在复旦炒得最热的就是“文理学院”,文理学院就是这个词。意思就是本科阶段不分我们现在所谓的专业,而进行共通的教育。文理学院特别是文科学生出来就拿的是art的学位,不管读中文、哲学还是政治学都应该翻成文学士,文的学士,就像理学士,是这么对过来的。艺学院里教的是哪些科目呢?都是一些世俗的学问,就是说不是基督教神学之内所讨论的。比如说哲学,它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理工科的一些东西。大家可能对之有所惊讶,就是为什么数学、物理学拿的博士学位都叫哲学博士?因为这个传统是从古希腊哲学过来的,古希腊哲学的范围比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要大得多。还有就是语文学,语文学的范围比我们今天说的文学还要宽,它包括历史。总之,是文史、哲学、法学、医学这些基本的传统。这个教育是个整体的教育,不是让你急急忙忙四年学出来,成为一个有专业身份的专家,马上就可以出去开业的,有特定职业的这么一种人,它的整个的目的是培养一个完整健全的人。恐怕这个精神是我们现在大学教育里面最最缺乏的,我们高等教育的很多的弊病都出在这里。你们一进来就知道自己进了什么系,出来就做什么。也就是说只是培养专家,说得好听点是专家,说得彻底一些就是工匠,不把你当成一个人来培养,把你当成一个工匠,就是“君子不器”的那个“器”,有一定用途的那个“东西”。原来高等教育的真正精神就是先要把你当成一个人来培养,只要有了健全的完整的人格,以在座同学的聪明,掌握那些技艺两三年也就行了。这样的一些制度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大学里是实行的。比如说,在美国法学院是没有本科生的,医学院也没有本科生,建筑学、新闻学也是没有本科生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要做律师、大记者、建筑师、医生之前,你得成为完整、健全、传承自己文化传统的gentlemen,绅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完成“士大夫”的教育。先不管以后做什么事情,有什么用途,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把人安身立命的事情在大学里完成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学什么?当然不可能学一些每门学科引导性的概论。你以为克服君子不器就是让他像瑞士军刀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用途,这样他就不器了吗?当然不是这样,而是学他们传统里的经典。通识教育是西方大学传统里面的概念,但是从它的内涵来说,它也有它的经典问题,也就是经史的问题。我们反过来说,中国的大学现在要走这个路,把我们古代按经史子集四部划分的经典,其中最重要的经史这两部,也归入通识教育之下。从中国的角度讲,西方的经典似乎也可以用经和史来梳理。这就是我们把通识和经史放在一起讲最基本的理由。

那么学习经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在我们这八个字的后面四个字里面,就是要“识体达用”——识大体,通运用。用现在更加被大家熟悉的中国字来讲,就是“安身立命”。“安身”就是识大体,身和体,这两个字原来就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安身”就是知道你自己是谁,“立命”就是知道自己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为什么安身立命这个目的非要通过读经学史达到?要安什么样的身,立什么样的命?关于这个识大体的问题,我们有两条主张。第一,做中国人,做好中国人。第二,通过读中西经典自觉地做中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做一个堂堂正正、自觉自信、高贵明达的中国人。

但是对于这两点马上就会有人提出批评。很多知识分子听到我刚刚说的这两条主张,肯定就会条件反射似的冒出许多批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做中国人?”很多人就认为做中国人不是天经地义的,“我首先是个人嘛,其次才是个中国人”,有很多可爱的人道主义者都是这样来想问题的。就是说做中国人不是确定无疑的,而是大可质疑的,而且很多人的最高理想实际上就是不做中国人。做哪国人我们不管,反正就是不要做中国人。第二条,有很多先生同意我前面说的那一个主张,认为要做中国人,而且要做好中国人。但是为什么要读经典?读中国传统的旧书不是让中国积贫积弱了几千年吗?它恰恰是妨碍我们做好中国人。大概就是这两条最基本的主张。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条主张里面的逻辑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对这些振振有辞、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这些主张,最好不要当一个教条接受下来,因为它是有论证的,既然要说服你,摆出论据来,那么我们就要考察一下你这个论证是不是合适。在考察刚才那两条主张之前,我先考察一下和这两条主张共享一个思维方式的最新的反驳,就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决定我应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们现在作为教师和大家说你们现在应该读什么样的书,怎么读,马上就会有这第三条论点,就是说:“我受什么教育是我个人的事,我个人的事应该基于我的自由选择,所以你给我安排这个书单是强加于我,我是可以不接受的。”在去年关于读经运动的辩论里面,那些认为读经运动耽误了自由主义伟大事业的知识分子抛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论证。我有幸在一些会议上也碰到过持这种立场的人。实际上这个论证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受它影响,甚至是一些小孩子都受它影响。有些小孩子就会说:“爸爸妈妈,你们干嘛要把我生出来?生我的时候有没有征得我得同意?”这个思维方式和刚才那个思维方式实际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我的同意才能做,否则就是侵犯我的自由,是不是?如此说来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爸爸妈妈,生我这件事算我原谅你们。干嘛要教我中国话?你们俩人一天到晚在我身边说中国话,弄得我母语就是中国话,这个又没征得我的同意。还有你们教我直立行走也没征得我的同意。”你们都知道教直立行走孩子肯定是不情愿的,要哭要喊,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恐怕不是要通过你自由选择,恰恰是带给你生命、基本教养、基本心理人格的长辈给你的,就这么给你的,他给你不是害你。如果让你自由选择,把你生下来,其它什么都不管你,那你成什么了?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但是所有的权利都保持着,这是什么东西?这个难道是可爱的自由主义者们的理想人格?所以我觉得,这个论证可能有一些问题。刚才那个是一些细论,归根结底他们是说:“你们要给我们的教育,代表我们文化传统的教育,中国人基本的东西,没有经过我同意,我也许经过自由选择不同意,所以我不愿意接受。”这种想法把传统看成你可以要可以不要的一件衣服,但是实际上传统不是这样的。

我这个演讲的题目叫“做一个中国人”,意思好像是说做之前我们还不能达到中国人的标准。这样一来不是挺混乱的?我生下来,按照人种学上、或者按自然人类学的一些标准,我的的确确是中国人啊,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蒙古人,也不是莫桑比克人。这个层面的所谓中国人是生出来的。还有一个层面是受教育,但是这不是有意的教育,比如你父母教你说话,教你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然后你跟别人接触,在生活世界里慢慢养成的习惯和常识,也就是养成的意义上的中国人。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三层面上的,就是教出来的中国人。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人只有读书人,读中国经典书的人,或者说士大夫才能做到。士大夫对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身上肩负着非常重大的责任,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暂时在整个世界里、在社会上找不到什么位置,就把你们自己的身份看低了。我非常喜欢举这个例子:清军征服中国的时候,什么地方抵抗最厉害?江南。我们中国现在有一些搞地域之争的会说你们江南这块民风柔弱,弄得男人不像男人,当然这些都是胡扯,只是为了吵架。民风柔弱,可你说为什么山东、河北一下子被满洲征服,咱们这边抵抗这么厉害?扬州十日、嘉定三日,全发生在江南这块地方,为什么?因为江南教育水准高,读书人多。读书人一多就知道夷夏之辨,知道中国和夷狄有一个不可抹煞的界限,所以一定要抗争到底。那个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先生,就是上海隔壁昆山县的,非常典型的江南人。反过来讲,汪伪时期,江南又是汉奸成堆的地方,没有任何抵抗,代表就是像胡兰成这样的。为什么又出现这个情况呢?是不是也是读书人的问题?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书读歪了,一下子就把这个界限都抹煞了。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情况,像周作人、胡兰成这样的,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真谛保留在日本,不保留在清初以来的甚至宋王朝灭亡之后的所谓中国。但是不管怎么讲,我刚才所讲的例子足以证明,读书人对于严格意义上中国人的存亡,有莫大的责任。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后因为做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就把这个责任给忘记了。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培养一个“教”的意义上的中国人,而这种培养一定是通过经史才能达到的。

现在我回过头来讲刚才我们同学们发出会心微笑的这两个论点,一个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中国人,可不可以不做中国人?第二,就算要做中国人,为什么要读经读史?

先说那个“我为什么要做中国人”。这个疑问在以前的读书人里从来都没有过,这个疑问从什么时候来的呢?根据你们现在历史学的知识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发生怀疑了?因为做中国人没有尊严,被人欺负,所以很自然就会反省到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被人欺负得最狠呢?当然是鸦片战争以后。虽然蒙元、满清啊欺负也狠,但是后来他们好像也归化为中国人了,这个问题似乎就逐渐消失了。我们以前说非中国人都包括在四夷里面,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所有全能包括进去。后来来了一群洋鬼子,从海上来的,包含不了了,打不过人家。打不过人家就准备学人家的本领,学别人船坚炮利,学别人的器物。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痛苦的思想界开始反省,分了几个阶段。一开始洋务运动那一段学人家器物,代表人物是张之洞,说了一个主张——中体西用——我们中国人还必须做中国人,但是要用洋人的玩意儿。西用呢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现代化最表面的那一层。洋务运动兴致勃勃,但是后来还是不行。我们说中国人的现代化历程,每一次都是被日本人打断的,洋务运动之后马上就是甲午战争,丧权辱国,被这么一个岛夷,后来好像成了东洋人,被他们把我们世界第二的海军给打败了。于是发现这个西用还是不行,我们得反省:什么地方差日本了?你说船坚炮利,我们那个时候够船坚炮利的了吧。一想是制度,人家维新变法了嘛,人家搞君主立宪了嘛,对。后来制度变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多好啊,又有议会,总统又是选出来的,什么内阁总理,非常漂亮,但是最后还是弄得天下大乱,天下糜烂。然后五四一代青年出来,开始反省:如果更深的东西不变,这个制度都学不像,文化传统非得变。一旦反省到这个地步,中体是怎么都保不住了。就是说,为了我自己强大,我一定要把自己改变,哪怕改变到不是原来那个我,彻头彻尾地改变。因为要把体改掉,就是把基本的同一性,认同、身份全都改掉了。

这个思路大家熟悉吗?通俗小说里有这种人最好的描绘:“欲练神功、引刀自宫。”为了强,我把自己改,改,改,最后改到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了。自强,走到这一步,就是自宫;自由主义,走到这一步,就是自宫主义。自由主义就是把中体改掉,自宫就是对这个“体”下手。大知识分子们滔滔不绝地讲,从戊戌变法一直到现在,每一代都有很优秀地知识分子长篇大论地讲,你们都觉得对啊,说得太对啦,然后我把这个极端情形给你们一摆,你们才知道多荒唐。你们这代人很有智慧,能把这个经典情境继续往下发展:“即使自宫,未必成功。”自宫不是说是未必成功,是肯定不会成功的!现代化不是那个葵花宝典,它是肯定不会成功的!为什么不会成功?现代化需要人才。教育的时候每天都讲做中国人不好,传统中国人多么可鄙,本来那些是为了强国的人才泡在这种教育里长大,他最高的理想当然就是从此不再做中国人。他一有机会,就做美国人、做英国人、做加拿大人,最次做个澳大利亚人。是不是?这样能成功吗?当然不能成功!所以,对做中国人有怀疑,就是因为这个中西体用出了问题。一步一步走下去,不说产生了自宫冲动吧,至少有过这个念头或者考虑以后,然后就问要不要做中国人了。这个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这个最基本的历史情况。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有的人认为我们确确实实要做好中国人,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部抛掉。因为以前这个东西让我们不能堂堂正正地、扬眉吐气地做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嘛。要作为中国人站立起来,就不要再读仁义道德、以前的圣贤书了,那些全都是误国的,把它扔掉。这个典型,就是俗称鲁迅的周树人先生。鲁迅的一辈子是很苦的,灵魂受难的,而又坚忍不拔的。他是伟大的人,伟大的人才能有这种伟大的悲剧,他的灵魂是被撕裂的。他有两个特点:逢中必反,不管中医中药还是中国文化,他都骂;第二个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这怎么会统一到一个人身上呢?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现在可爱的民族主义者,他理智上认为中国非常非常的不行,但是他在血性上是要跟中国的,这样一来他爱的中国是一个完全空洞的东西。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是什么”这个内涵完全抽走以后,为什么还要爱中国?无非就是他碰巧是在这个民族里面,如果他是个莫桑比克人就是个莫桑比克的民族主义者,是蒙古人就是蒙古的民族主义者,最后所有的人都合法地需要民族主义,因为每一个人都归属于一个民族,于是民族主义就是相对主义,就是民族自我之自我中心主义。实际上是爱自己,爱扩大的自己,这就是民族主义。这样逢中必反和爱国主义就搅和在一起了。他是被撕裂的,但是这个撕裂不会长久,到最后逢中必反必然导致不再爱国。因为你会说,我爱国但是国一直不爱我,欺负我,所以我要到一个爱我的地方去。

 对中国传统的妖魔化没有一个比鲁迅先生做得更彻底的:“中国历来摆着吃人的筵席,每个人都在这个筵席里分一杯羹。”就一个论调:中国传统文化等于吃人。现在已经不是论调了,而是成了我们现在根深蒂固的信仰。以至于一看到中国发黄的线装书,马上就想到里面是不是有食人魔什么的。吃人这个问题,在逻辑上,他可以说外国人也吃人,从逻辑上看,这句话并没有排除外国人。但鲁迅先生这么一表达:“中国历来摆着吃人的筵席”,就好像只有中国人吃人。逻辑和修辞就是这个差别,修辞就是这样把正确的逻辑给掩盖了。我们现在先不讲中国人吃不吃人,外国人吃人吗?有事实吗?事实肯定也是有的嘛。比如说一个很惨的雕塑,是古罗马的一个皇帝,被他的政敌关在塔里,而且要他好看,把他和两个儿子关在一块,不给饭吃,看他们发生什么人伦惨剧,最后就相互吃掉了。这个逻辑是一样的,都是人,你们以为他们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屡见不鲜的。这是事实。

下面不说事实,我们说理想。仁义道德后面掩盖着吃人,就是说我们的文化理想不是吃人,而是要把吃人给掩盖起来:“吃人是不好的,至少要把它给遮起来”。西方文明理想里面怎么样呢?钉在十字架上那人是谁啊?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很伟大,是牺牲。牺牲是什么意思?是献祭,是供品嘛,供品就是给人吃的嘛。给谁吃的?给他爸爸吃的,就是给上帝吃的。这是他们的理想。这个理想不是突然来的,它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那个宗教是要人祭的,他们的神就是吃人的。我们再往前看再旧约全书里,亚伯拉罕杀子燔祭。有很多很深刻的先生看见这个东西就觉得说不出话来了:“我无法解释就是因为它非常深刻,它让我恐惧又战栗,它把我的一切意义系统全都抽掉了,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我就是要相信,这个吃人就是有道理的,就是好的。”这是什么?这不是什么仁义道德后面掩盖着吃人,它这仁义道德就是吃人嘛!鲁迅发表这个高论的时候无非就是跟周作人躲在一起看了一些中国野史,什么大灾荒啊,或者兵荒马乱的时候,都有吃人的事实。事实是有,你们看《资治通鉴》里都有的,过几页,有大灾荒就吃人了。正因为有了悲惨的事实才要仁义道德,才有礼法礼教嘛!难道是由于这个东西才让你吃人的吗?也许鲁迅有这个意思,因为他受老庄影响很大的,老庄就这意思。原来大家都不吃人的,有了仁义道德就相互吃起来了,非常非常高明。

那么我们主张什么东西呢?我个人主张中体,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中体用西”。这个话怎么讲呢?这里我同意鲁迅先生的判断:拿来的就是我的。哪有什么西用?原子弹、卫星、CPU,我造的就是我的。所以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西方化就是要把体给变掉,但是现代化有变成西方化的危险。现代化最终的结局就应该是“化现代”——中国要把现代化掉。中体用西、化现代,中体是不应该变的。

到这里大家会讲,就算你宣称的传统还在,但似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跟以前人的世界差别太大了。比如你们在电视上看到西方、欧美,或者亲自去,会觉得和我们这里,特别是上海,好像没什么不同。如果让你回到中国古代去,你会觉得,那个是什么地方,简直是受不了,所以在这个世界这个传统好像已经死掉了。但是看不见和死掉是两回事,看不见的东西很可能是隐藏在这里的。如果你们不是到欧美去旅游,而是按你们所理想的在那里常住下来,在和别人比较的时候,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慢慢就会发现你身上看不见的传统出来了。

最后,培养大家的中华之体,不仅仅是为了对中国人好,对人类文明也是非常有意义而且是关键的。西方文明这样走下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恐怕是你们意想不到的,最后如果地球上的人真的毁灭的话,凶手就是西方文明。只有他们有能力,而且他们的理念会导致地球报废,人类毁灭掉。

这样来看,我们主张养中华之体,读中西经典。大家听到这里会有一个疑问,刚才好像我唱的这个高调里面对西方骂的很多,那干吗要读中西经典,不是说直截了当来读中华经典嘛?大家看到我们这八个字和读经运动完全不一样,我们还是把西方的经典给容纳进来的。为什么要读西学经典?你们这个非常自然的疑问实际上也是困扰我和我的很多朋友多年的。我后来这样解决:我们现在直接身处的世界是一个被西方技术改造的世界,而且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被西方的科学、知识解释的世界。这个首先表现在你们进大学前所受的基本教养,你们中小学的教育整个就是按西学或不如说科学的基本路径来的,语文、外文、数理化,你们头脑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起点就是一个已经被西化的起点,要破这个起点不能直接读中国的东西,而要取道西方。我不是说你不能去看,我是说不可能非常深地,非常亲切地进去。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不能把中国原来积贫积弱的原因归咎于我们的原典一样,西方文明现在的局面和他们原来的原典的精神还是有差别的。我刚才虽然不好意思说了耶稣基督很多坏话,但我觉得现在西方文明的很多做法恐怕不是原初真正的基督徒所高兴看到的。所以我主张只有取道西方才能回到中国,这个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因为现在既有的基础就是西方的基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一包流行理论带给你的意见,一开口,谈论任何事情,全是这样。这些东西,马上把它丢掉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慢慢清洗。它这个意见也是传承有自的,它有它的传统,只有进入这个传统,看它是怎么来的,到它最本源的地方去。王维的那首诗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是追本探源的一个做法,在水穷的地方你才能看到一个更高妙的境界。这个源头就是它一系列的经典,这也是我们西学原典导读这门课里要讲的这样一些经典。

最后一点,恐怕是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华原典精神如其实际的发挥,依赖于我们懂得中西之间非常微妙的差别。我为什么主张取道西方,回到中国,就是因为我看了大量的做国学的先生,史料极熟,一解释,非常遗憾,就是西学里面非常时髦的一些话。以前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后来是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现在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或者社会科学的一些新术语。非常不好意思,他们只不过拿中国人的史料来充实西方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认为中西之间实际上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差别的。放在面前比来比去,比到不同的地方就故意装作看不见,比到相同的地方就非常高兴:“相当于我们说的……”,要么说我们古已有之,要么说我们有,但是不尽完善,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要改变这个局面。这个局面是非常难改变的,只有你把西方的书读透了,读精了,比他读得多,知道中西之间似乎表面是相似的,但是有非常微妙而重大的差别。

应该承认,在座的同学们至少一半以上将来不是做学者的,但是不是说不做学者就可以不读这方面的书,可能不做学者更要在本科阶段如饥似渴地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因为你们以后这样的机会可能不大多了。我们在讲的时候,读的时候,就要把它的大要抓住,对于以后不打算做学者的同学,要他们培养起精读的习惯,对整个文本都抠字眼,非常精细地阅读,这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不意味着你们对它们的精神完全领会不了,我相信经过我们以后和大家一起的阅读,我们可以慢慢发现中西之间传统的微妙差别。

最后一个问题,读经典为什么要读经,又要读史。这个问题可能又是我们的主张和读经运动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读经运动初衷是可以体谅的,但是比较狭隘。另外读书不是靠一两次运动,哪怕炒作得再大的运动,能够达到的,而是要靠文教制度。经和史必须会通,如果割裂的话,无论是读经或是读史都会有流弊。只读经的流弊就是变得迂阔、腐化、不知权变。因为历史告诉你一个新的现实来了,如何当机立断,用最巧妙的方式来解决。所谓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原则性是哪里来的?经告诉你的。灵活性哪里来的?史告诉你的。

反过来,如果只读史不读经的话,就会把中国政治理解成一团漆黑,就是厚黑——只有术,不见道。所以我们觉得读经典的时候,经和史要结合起来。实际上,读经是培养大体的,读史是和达用相关的。但是对中国思想略有了解的同学都知道,中国人向来认为应该是“即用即体,即体即用,体用不二,显微无间。”怎么不二法?就是经和史要打通,最后“用”要归到“体”,因为体和用是本和末的关系,史要被经所摄。这也意味着大家最后要读经中之经,就是经中的王。以前有一些同学问我,书中之书,看一本什么书都知道了,这书是什么?我那时候也没告诉他,我也不大好意思告诉他,没到工夫,自己的境界没到,你看这书有害无益。《易经》和《春秋》就是这样的书。春秋是拿写史的方法讲经的,春秋是经,但是它是后来史书的原形。反过来,易经是拿写经的方法把史的道理讲清楚。“易”是什么意思?是变。“经”是什么意思?是不变。看咱们中国这经多有意思,最高的经就是告诉你不是经。只有变,才有常,只有变才是常,这是易经最高的道理。我在复旦这十八年,不好意思,也读了一些中西方面的书,不是很多,最后我发现确实没有易经这么伟大的书。讲常和变西方也有,但那就是思辨,就是说“常”这个概念和“变”这个概念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易里面它是把人生的最基本的处境全都摆在那儿,这些处境会发生哪些可能的变化,在这个变化里面你怎么坚持你的常。这个在易里面给结合得最好。易不是什么讲占卜、吉凶的书,而是这样一个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的书。

学习经典对大家会是受益不尽的,我个人也是一点一滴逐渐地得到了受用,经典和生活非但是不远的,恰恰是最切近的,它讲的就是生活。和数学、物理这些纯自然科学不一样,比如说“关关雎鸠”,它就是从男女相悦开始讲的,这就是经的开始,它讲的就是最平常的生活。读经典可以变化气质、提高品质、培养智能,希望大家在复旦的有限的时间里能够珍惜这段时间,把这些时间真正花在好书上,不要浪费到一些无聊的事情上,这些事情可以给你一些短暂浅薄的快感,过几年想想,毫无所得。学习经典、体会经典、运用经典,成君子大人。最后还是我刚才讲过的那句话:做堂堂正正、自觉自信、高贵明达的中国人。

(原文为录音整理稿,见收《中道之国》)

 

作者简介:

丁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德国哲学(特别是德国现象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和比较哲学,目前关注形而上学的重建与政治哲学传统的梳理,对中华儒法文明传统、现代中国革命传统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有多种论述提法备受关注与争议。著有《儒家与启蒙》、《中道之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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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儒家与启蒙》、《中道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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